2010年12月31日 星期五

環境、科技與倫理

環境、科技與倫理
在2004年一場於印度舉辦的紀念講座中,Eric Hobsbawm,當代英國最傑出的歷史學者,清楚的點出當代世界(20世紀屹今)最重大且戲劇性的變革與歷史發展的斷裂,便是農民的急速崩解與衰落。跟隨著農民的急速崩解與衰落的,是工業文明的興起,與自然生態環境與人類生活空間的劇烈轉變。當瓦特所改良的蒸氣機於1776年出現,自啟蒙以降的科學理性,在當下找到了一個實踐的場域,也誘發了重商資本主義的迅速轉型,走向大量生產的工業資本主義生產體系。這些重大的社經體系的轉變,誠如Hobsbawm所指出的,讓當代社會與之前的社會,產生了重大且戲劇性的歷史斷裂。這個重大的歷史斷裂,正起源於人類科技技術對於自然生態的干擾。這個干擾,也使得人類的生活空間,與生產方式,從農業的鄉村及自然的生態生活,轉移到以工業為主體的都市人為物理環境的生活。而這樣的生活空間與生產模式的轉變與斷裂,進一步對人類社會的倫理(ethics)產生了強烈的挑戰與轉變。

自1980年代以降,台灣社會的民主轉型與市民社會的興起,其實是與台灣的環境運動息息相關。台灣的工業產業,透過廉價的土地與勞動力取得,發展多元的中小企業體,成就了台灣的經濟發展,而國家也得以規避許多必要性的重大的公共建設,與都市中的集體消費性(collective consumption)建設,而積累龐大的國家資本;然而,卻也讓台灣的傳統社會體系以及倫理價值,急速崩解。都市化、都市蔓延發展,但是應該隨之而起的新的企業倫理與社會規範,卻在缺乏強而有力的民間社會下,殘缺不全。農業生產環境與產業工廠比鄰而居,導致各種環境污染因子直接滲透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造成1980年代台灣社會各種消費與生活信心危機,例如:鎘米的出現、汞污泥與戴奧辛的河川與土壤污染等。進一步,這樣的環境的衝擊,通過河川的擴散,以及日益嚴重的劇烈氣候變遷,對台灣戰後新興的都會區,產生了嚴重的生活與生態的衝擊。自1990年代末期以降,台灣幾大都會區,特別是台北都會區與台中都會區,便在氣候劇烈變遷的自然反噬下,造成都會區內嚴重的水患問題。

為了回應這樣嚴重的環境污染與大自然反噬,1980年代的台灣,先是展開了以社區為基礎的反公害運動,並在環境保護的意識下,展開了環境社會運動。這樣的環境社會運動,從反公害的生存權議題出發,點醒了台灣公民社會對於環境、科技與社會倫理的思考。亦即,因為工業革命與產業發展所建立的發展主義(developmentalism)經濟體制,在台灣開始被新興起的公民社會所挑戰。新的生態意識,在台灣的公民社會開始反思在科技與產業發展下,新的社會倫理關係應如何被建立。這其中,包括企業倫理(包含勞動倫理與社會責任)的省思。在環境權與工作權的相互衝突中,台灣的民間社會嘗試找尋出一套合理的社會機制,讓環境生態的因子,得以與社會生活的經濟現實結合。新的都市發展想像,如何恢復既有的生態環境,以確保都市生活不再受到氣候變遷的威脅。對於城市內的河流的整治,成為許多縣市首長的重要課題。

此外,1990年代的台灣,在產業轉型的口號下,以及全球經濟在結構的壓力下,開啟了台灣的資訊科技產業的年代。資訊科技的興起,似乎在1990年代解決了台灣社會當時所面臨的產業發展與環境正義之間的衝突。而最經典的代表,便是2000年後,首次政黨輪替後,民主進步黨政府所號稱的「綠色矽島」經建計畫。這個計畫企圖以資訊科技技術的發展,一方面滿足台灣社會長期以來經濟發展主義的意識型態;另一方面,則企圖援引當代更新的科技技術,來解決環境正義與倫理的問題。也因此,自2000年之後,台灣政府繼1970年代的工業區開發政策後,提出了「複製」新竹科學園區的空間規劃計畫,企圖利用當代最新的科技技術,來轉變台灣的產業生產結構。然而,這樣的規劃隨著新的環境污染情境的產生,以及全球氣候劇烈變遷的壓力下,再次在台灣社會產生新的矛盾。

現代社會中,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界線不斷的被挑戰與打破。諸如:金融體系信用的崩潰、有毒食品的到處流竄、電子產業對環境的破壞等,個人與企業在資本積累過程中的自利行為,已經嚴重的侵犯到私人的生活安危。面對當前劇烈變化的氣候,以及跨國污染的核能問題、碳排放權的管制等相關環境議題,都已經不再是民族國家可以單獨處理。相對的,企業本身,也因為資本與商品流動的全球化,反而具有越來越強的對公共事務與環境的影響力。是以,一方面,在面對生態環境的劇烈變化,以及全球資本發展與生態體系惡化、公共生活領域崩解的三重辯證,我們必須從實體環境(即生活與生態空間的變化)與企業的風險管控,來討論當代社會中,新的環境倫理與企業職責為何。通過對於生活空間,特別是河流水域與城市環境的分析探討,以及企業對於科技技術的應用、生態與生產風險的管控(因其作為當代資本主義體系主要的風險生產者),及其對於社會發展的企業責任的檢討,來觀察並分析,在當代資本主義發展下,都會生活空間如何與產業生產空間互動,並因此改變了都會居民與實體空間、抽象空間的結構安排。另一方面,當代這些實體空間的轉變,與公、私領域界線的模糊化,人文科學體系,必須重新思索本身在知識生產體系裡的位置,並思考如何透過論述方向的改變來回應環境的挑戰,安置變遷中逐漸出現的新事實。

本中心因此嘗試透過三大跨領域整合型研究的相互對話,以「環境、科技與倫理」作跨領域整合型研究的主軸。「社會科學與管理脈絡中科技與倫理問題之研究」透過對於企業體系的觀察,以及對於內外部風險的處理,來探討當代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下,企業責任倫理的建構,以及其與環境因子的互動。「記憶,科技,保存:真實的倫理」,透過不同理論的整合架構獨特的觀點,並納入來自台灣特殊歷史、技術經驗的啟發,將目前的相關論述整合為具備高度歷史、環境相關性的新人文觀點。「城市環境與流域文化之變遷」則意圖通過對大台中地區的河川的自然、都市景觀與人文、歷史等的考察,建構台灣的城市文明與自然環境的對話模式與過程,並進一步探討合理的城市文明與自然河流的共存之道。最終希望透過此三大整合型計畫的相互對話,將當代台灣社會對於空間建構、環境倫理與科技發展的思考,開創一辯證的思考空間,讓我們更深入探討在當代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下,科技與資本所創造的生存危機,如何可以透過人類對於自身倫理的反思,重建一個合理的生活空間,進而勾勒出未來發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