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31日 星期三

環境變遷與社會規範

環境變遷與社會規範
本中心未來四年將以「環境變遷與社會規範」為研究主題,原因是目前已經成形的的全球化趨勢使生存環境複雜度大增,人類面臨氣候脫序、資源枯竭、生態失衡、環境破壞等等生存危機。凡此種種,全球知識界論述、分析、示警、獻策等等努力固然不斷,在輿論、政策各方面也產生了一定的效果,但知識體制內部對相關問題的反省恐怕仍然不夠深刻,不夠全面。特別是知識典範本身作為社會規範的基石,是否曾經參與、助長生存危機的形成,在文明發展面臨環境劇烈變動的情境下是否或如何調整本身的操作架構,重新建立符合人類需求的規範性倫理,在論述上都仍然是眾說紛紜,有待探討的問題。(Kuhn 的知識典範說強調科學典範建構科學的能力,忽略的正是典範的規範性以及因此而產生的倫理性)。本計畫認為這類問題除了與人類社會的存續有關,其實也牽涉到知識、學術的存在條件與基本價值,所以希望以「環境變遷與社會規範」為主題,一方面發展一個較符合當前生環境的倫理論述,一方面針對具體議題來呈現新倫理論述的必要性與研究效力。
環境變遷的問題如果要從知識典範的層次來討論,基本上離不開德國學者Ulrich Beck 所謂的「風險社會」。以風險分配而非財富分配為生存的主要問題,表示這樣的社會已經不遵循正向力直接互動的「對治」型倫理規範,而是以負向力(規避風險,消除不可測因素、重視虛擬推論)為主,要求的是「卸力」型倫理。「對治」與「卸力」都是以生存主體(可能發力者)的觀點為中心來架構主體內部與外部(環境)的關係。但「卸力」倫理不追求借用外在規範(norms) 來貫徹內部的生存要求,而是講求自力的節制與自、他之間的曲折緩衝,重視「規範所在」(the noarmative) 的真實性(無法由任何個別意志來掌握)。這個區分其實在自然、社會現象中就有許多實例(Manuel Delanda 稱之為「非線性歷史」)。即使「變遷」的觀念本身也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變遷含有時間的斷裂,其實與卸力層次的「變」已經有別:「變遷」如果不是長期累積形成的偏移,就是快速發生的巨變(disruption)。當然,「變」與「變遷」也不是全然互斥:就字面看,「變」總已經是變遷的一部份;如果變遷是人類尺度下產生的事實認知,「變」就是不因認知觀點,不因時間尺度而變,因此也更接近真實(the real) 的變遷所在(the disruptive)。
一般理論家談後現代喜歡強調社會現象或技術發展的加速,中文的「變遷」可以顯示,加速本身並不是問題(自古以來生存環境中的各個部份本來就以各種速度不斷在改變),真正必須處理的重點是速度的錯位、不連續、突然消失。同理,社會規範本來也不是一成不變,只是在變遷(不論是自然變遷還是社會變遷)過於劇烈時,舊規範的失效、新規範的風險(在人類的觀點下)都會成為問題。由對治的角度看,變與不變是相互抗衡的力量,以相加的方式表現為(單一)速度,由卸力的角度看,變遷所在是意志無法掌握的複數真實,各種力量以各自的速度變化(如《莊子》所言:「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相互之間形成承受、卸除、分歧、合一等各種關係,有相加也有相減。卸力的倫理建立在速度的維持上(如物種要求延續自己),但同時也因環境關係網路中的外力(包括各種社會規範)而隨時改變。這樣的倫理要求變遷微量化,而且微量化的重點不是在以漸變取代突變(這只是特定物種時間尺度下的速度控制),而是在透過變化的過程來接近真實,完成其中的開放性,保留更多外力參與的可能。這時的變遷不是規範的對象、阻礙,而恰恰是規範所在。
本中心以「環境變遷與社會規範」為前二年研究主題,從而轉向對於「馴服生物」之省思與反饋,探討人如何控制動物育種、畜牧、農耕,甚至包含人類對於自身的馴服,例如:基因改造。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觀之,人類利用智慧控制使用自然資源(尤其是生物資源),包括改變或控制自己的生物本性,約束慾望本能、利用文化手段去改變,使人類與一般生物有所區隔,因此發展出語言、藝術、農業、宗教。在這樣的歷程中,到了21世紀,人類扮演天擇角色,過度使用自然資源,生態喪失平衡,過度培育某種物種,釀成災難,改變其他生物的基因,同時亦改變了人類的基因,未來我們將面對什麼樣的挑戰?馴服會付出什麼樣的代價?本中心將以農業史、生物史、科技社會之不同角度切入,進行反思與因應。
我們相信在目前知識界的各種理論論述中已經有許多資源可以幫助我們建立這樣卸力倫理,但是這些資源散佈在不同領域中,因為不同的議題、訴求而缺少聯繫。由「環境變遷與社會規範」的探究,進而深入「馴服生物」之思考,就是希望在卸力倫理的觀點下整合幾個領域的相關思考,提出一個可以長期開發,可以關連到各領域內部各種議題的研究框架。

跨領域整合型計畫:環境變遷與社會規範

摘要:
以本中心能整合的學術領域為重心,擬定三個整合型計畫,以兩年時間執行各子計畫的研究,透過不同領域間研究典範、研究材料的差異來擴大思考空間,希望能打破個別領域研究習慣不易改變造成的封閉性,在各自領域內產生新的觀點與動能,同時也能嘗試不同領域間研究框架的初步整合。至於初步整合之後如何進一步開展研究架構,擴大研究成果,則是下一階段的工作。
具體而言,第一階段研究的三個整合型計畫涉及中國文學、台灣文學與西洋文學、科技管理等三大領域,中國文學部份主題為「社會變遷與人文書寫:文化場域中的話語流動」,台灣文學及西洋文學部份主題為「技術與自然:台灣文學、電影裡的環境課題與社會規範」,科技管理部份主題則為「科技發展與社會環境變遷之研究-以數位與生物科技為發展中心」。這三個整合型計畫分別處理不同的倫理面向。「社會變遷與人文書寫」處理文化倫理(文化「流動」變遷力與典範凝滯力之間相互容納生成的「複雜與多元之美」),「技術與自然」處理主體倫理(封閉主體的內在性轉投向外,跨越自然、社會分類而容納多元),「科技發展與社會環境變遷之研究」則處理技術倫理(數位科技、生物科技等新興議題如何產生社會效應,產生新的倫理面向)。
這三種倫理面向在各方面均有相當高的差異性,但其背後含有人文與自然、變異與規範兩組二元變項的三種組合(文化流動、環境變遷及社會規範,但缺少應歸屬於自然科學的自然規律),架構相當完整。這樣接近「符號學方塊」(semiotic square) 的分布有利於共同研究框架的形成,但這個共同性建立在方塊的對稱分布上,不會取消各角的差異性而是因其差異而以不同的形式轉變出現。就操作模式來說,文化倫理的觀點停留在符號代理(「話語」)的高度,綜觀文化體制長期演變的軌跡,從描述的角度來建構變化中含有秩序的擬想,偏向透過歷史觀察來驗證理論架構。主體倫理與技術倫理的觀點則都含有技術面向,重實踐而不重描述。前者處理人類主體如何對待自然環境(包括如何對待作為自然一部份的自己),涉及的是文化技術、自我技術,偏向透過實踐層次的反省來尋求理論思考的創新;後者則處理社會如何規範技術(包括社會規範本身的倫理技術),涉及人與自然的介面,偏向透過技術本身規律性的檢討來參與變遷,改變技術現實。描述、創新、參與:這是本案第一階段研究要呈現的三種操作模式。三個整合型計畫當然都應兼顧這三種操作模式,但三者各有所偏,有利於形成跨領域觀點的多向性與互補性。
舉例來說,在卸力倫理的觀點下,規範與變遷並不是相反的力量而是相互生成轉化(變遷含有規範力,規範也參與變遷)。這樣的立場似乎過度重視流動嬉遊,接近Gilles Deleuze 的表現(expressionist) 存有論。但是力的卸除當然不能懸置實際問題,立即轉入觀念的虛擬,而是必須由極真實的存在形態出發(身體、物種、自然、科技、歷史),通過各種複雜的倫理過程來取得認知主體的位置。這樣的認知形態反而比較像精神分析透過虛擬觀察位置向外移轉(transference) 來突破主體本身封閉性的複雜過程。主體突破本身的封閉性,才能轉入全新的認知層次,由全新的角度來認識、處理實際問題。本案三個整合型計畫中,偏向描述的文化倫理研究最重視人為建構(「生存心態」),有利於直接掌握理論觀察下流動嬉遊的模擬顯現。偏向創新的主體倫理研究則深入探詢人的自我認知、觀察者位置的形成,有利於建立不斷懷疑,不斷提出新議題的研究自覺與能動性。而偏向參與的技術倫理研究最能掌握事實的現狀與可能變化,突顯情境的實在性與議題的迫切性,有利於研究目的的落實與理論推演的聚焦。在共同的研究框架下,這三個部份的差異性在虛擬與真實、遺忘與認識之間可以提供允許互相修正,互相牽引的參考點。
本案涉及的議題極多,為期兩年除了各子計畫各有其研究目標之外,將著重在上述跨領域研究框架的初步探索,為未來更進一步的發展打下基礎.。全案的終極目標就是要透過跨領域研究的多重支點,建立起較寬廣的研究視野,希望對闡明真實倫理的性質、意義與重要性能有具體貢獻。